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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怎么走 成都“破题”
2019-07-17 10:02 来源:成都商报

7月15-17日,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聚焦都市圈发展、城乡融合、公园城市、儿童友好城市、绿色发展和韧性城市等领域,通过专家演讲、专题对话、圆桌讨论、实地调研、媒体专访、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话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开放发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绿色发展之路。

谈合作

建立城市网络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合作一直聚焦发掘新的增长点,推动低迷的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受到广泛支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同时也将推动沿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开幕式上,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虽然性质和范畴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处,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具体目标。而“一带一路”合作致力于实现总体的经济、社会、财政、金融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换言之,两者在促进相关合作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

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呼吁推动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庞大的城市网络将赋予城市发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参与城市网络建设的动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础设施、商贸、科技创新等城市发展的共同利益与实际需要。事实上,7月15日,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期间,“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在成都举行了首次圆桌会议。

“2018年,中国进城落户人口1390万,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提高到43.37%和59.58%。根据国家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人口将再次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彭森说。

新型城镇化将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为城市间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了主要载体和平台。而构建六大经济走廊、城市网络,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内需所在,对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国际合作,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和产能合作将获得进一步推进。

谈协同

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之道打造城乡要素流动渠道

过去9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从增长动能来看,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出口三大动能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明显的减速。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人,今后十年左右,这一数字将增长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将达到整个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体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传统三大动能的变量对我国经济存量的稳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对增量已经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才是发掘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首选项目。

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的重大调整。这中间的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适当的范围之内,在原有的乡村基础上发展出一批小城镇或者小城市。

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连接,成为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人力成本较低的这些小城镇可能更适合发展一般的制造业和一部分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将会集中于核心城市。“这样一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既集中又分散,过度集中的核心城市将把原有的功能疏解出来。”刘世锦说。

最近几年中国城镇化进入大都市圈加速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变为粤港澳大湾区。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内的一批新一线城市所带动的城市圈城市带都在吸引着更多的人口。

与此同时,在大都市圈范围之内由乡村变成小城镇的地区,又会有大量人口进入,提高了经济活动人口的密度,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但是,若要提升这样一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就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让城里人下乡,打造城乡要素流动渠道。

其中,在市场经济中流动性最强的是资本,资本动起来了才能带动人员、技术、土地等要素的流动和有效组合。资本所到之处可能出现不公平竞争、市场垄断等问题,对付此类问题要靠市场规则并严格监管。刘世锦表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我们应该相信在严格有效的监管之下,进入农村的资本可以正常流动和配置。”

刘世锦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密度和平度,其中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平度是反映他们流动和重组的程度。密度和平度的提高,为改进效率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们说高质量发展阶段大都市圈为什么会加快发展内在的逻辑。”他说。

谈发展

政府和企业都是城镇化的深度参与者

就在上个月,李铁参加了G20(2019)期间由日本政府举办的“超级城市和智慧城市国际高峰论坛”。作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提到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时,把智慧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杆。

过去数年间,李铁在各个会议上作报告时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在上述会议上,日本明确提出要在2025年争取实现日本支付的无现金化,有的地方政府还提出要发展网约车。

这引人深思: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已经聚集了5.9亿用户的网络支付,却成为了日本的目标?毕竟,在过去近40年的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几乎都由欧美国家的经验引领中国发展。

对此,“在过去我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但现在我认为政府应当更好地参与到整个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并且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16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表示,城市发展不仅要有市场经济和政府参与的结合,还要有良好的竞争和商业模型。“在良好的竞争下,政府是发挥先行的作用,会提供 一些计划和构造,同时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来采取措施。”

在保罗·罗默看来,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全面协调的作用,尤其是应当尽量减少那些“可能在经济上有效益、但是对社会没有好处的事情”。随着企业力量变得越来越大,政府也应当变得更加的强大。

政府通过制订规则和构架,让个人和公司在这样的构架下进行竞争合作。保罗·罗默表示,政府也可以将不同城市视作不同竞争者,通过制订规则鼓励城市相互竞争。当然,首先需要确保这些竞争可以为所有公民带来更多的福祉。(邹悦 曾那迦 刘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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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邹睿欣]